和国际捕鲸委员会——量身定制的国际合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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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2018 年 10 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常设委员会 (SC)得出结论，日本未能遵守 CITES 关于附录 I 物种（即塞鲸）贸易的某些规定。这篇博文旨在评估这一结论与日本在保护海洋哺乳动物方面的合作义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第 65 条的要求）以及与国际捕鲸委员会 ( IWC )做出的非约束性决议的合作义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考虑到南极捕鲸（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介入）案的调查结果。

捕鲸案

2014 年，澳大利亚将日本告上国际法院，指控日本的 芬兰电报筛选 南大洋科学捕鲸计划 (JARPAII) 违反了《国际捕鲸公约》第八条。法院的结论是，JARPAII 涉及的活动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属于科学研究，但 JARPAII 的设计和实施并非如第八条所要求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第 227 段）。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法院裁定日本有“合作的义务”与国际捕鲸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合作（第 83 段）。正如目黑所言，国际法院有效地将合作义务塑造成一种机制，以约束不支持某项决议的成员国遵守国际捕鲸委员会决议下的标准/建议（这些决议本质上不具约束力）。

日本与 IWC 的近期关系

2014 年 9 月，国际捕鲸委员会（考虑到捕鲸案的调查结果）通过一项决议，表示在经过科学委员会审查并收到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建议之前，不会再颁发特别捕鲸许可证。